有人說:只尖銳批評,是不負責任的,這樣太「犬儒」,應該提出解決的辦法。
評論就是評論,指出問題,已經足夠,不需要也奉送怎樣解決的辦法。
譬如: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中,抨擊三大劣性:「髒、亂、吵」。應該怎樣解決?幼稚園高班的女教師已經教過:要衛生,去完廁所沖水。上巴士要排隊,不要擠擁。說話輕聲一點,不要令周圍的人感到困擾。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幼稚園程度之簡單,不需要一個專欄作者同時提供。凡一個民族,三十年代經一個領袖提倡「新生活運動」,手把手的教你衛生;七十年代又有英國總督教你歧視「垃圾蟲」;過了三十年,須要一個特首的太太做「清潔大使」,到處呼叫「洗手、洗手、洗手」,現在還要知識份子提出「解決辦法」的,就是基因出了民族性的智障。
這只是淺的一層。至於極權統治下的主奴關係、說謊作偽的慣性、缺乏理性邏輯的精神,一百年來,由譚嗣同的「仁學」、蔣夢麟的「西潮」、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胡適的「差不多先生」,答案一早全部在那裏。至於後來的李一哲大字報、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還有「零八憲章」,也只是不斷重複「解決的辦法」,但卻遭到殺頭和大獄重刑。
看見前面這許多人,一百多年前開始嘮叨,提出許多「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後來也嚕嚕囌囌的,一個個抓起來。然後一個民族的行為品格,不斷在倒退,那麼你收聲,不再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不是「犬儒」,而是常識。
那麼你為什麼還在抨擊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你對中國人的命運已經不敢再關心,也不敢再憂戚,因為這樣構成顛覆中國之罪,那麼只能盡力保住你方圓三呎之內的清靜。時裝設計師鄧達智時時抨擊:他的家鄉屏山和元朗平原,從前有蛙塘阡陌、古樹清溪,今日變成藥房奶粉的自由行消費市場。鄧達智不想分裂新界,不想顛覆劉皇發主席,只想捍衛一點點清靜健康的空間人權。
你只是Being rational and decent,然後一批中國五毛開始糾集,仇恨喧問:你是中國人嗎?準備拿出一張刀,然後有一些知識份子說你不對。你只能說:「Calm down, relax,是我不對,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英美國人,更不配做一個中國人,我只是一個正常人。」
這一點常識,不需要三萬字的學術來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