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odin

前言

某前左派文人在評論六七暴動時，稱暴動起因社會矛盾因素只佔三成，中共有意在香港搞事因素佔七成。我的社運朋友搖頭嘆息道，這名書呆子正在閉門造車。凡曾組織領導社會運動的人都有一個基本常識：社會運動不是個人或團體意志所能催生或擴大的。搞事最多的長毛梁國雄曾在公開論壇中說，「我個人是不能發動一場社會運動的，我會靜觀時機的來臨，加以鼓動，把它向前推進和擴大。」靜觀時機的來臨就是等待社會矛盾的臨界點出現。

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前是沒有周詳計劃的，只是有搞事的意志，於是四出去看大字報，尋找火頭，終於從一張大字開始掀起延安整風運動（注一），這也是個人意志乃建基社於會矛盾因素的實例。大字報可算是社會矛盾的風向計和溫度計。

毛澤東的《矛盾論》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連繫着，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注二）

所以暴動的成因，除了社會矛盾因素和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外，還要看運動過程中的互動情況。港九拯溺員工會前主席郭紹傑曾對我說：某次罷工，事前一切準備就緒，並已向傳媒放風，可是經過再深入調查，發覺會內各人情緒尚未夠熱，難以支撐罷工維持一個星期，加上社會矛盾因素又不利罷工，只好找個藉口為工會舖下台階，向傳媒宣佈暫不罷工。此事可見運動過程中第三者互動的重要性，能令運動擴大或結朿。

所以我認為社會運動的產生，是要具備有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兩個主要因素，客觀社會矛盾就是必要條件，而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就是充分條件。如果這兩者都存在了，再加上運動過程中參與者的互動作用，這樣社會運動的條件就完全具備了，可以發展擴大下去，甚至成為暴動或革命，筆者會在以下文章細加闡述。

社會矛盾因素

香港轉口貿易遭1950年的朝鮮戰爭禁運嚴重打擊，導致資本家轉而把資金投放在工業生產上，經濟重心從轉口貿易轉變為工業，製造業因此大為發展起來（注三）。港英為了促進這方面的發展，推行低稅制、低工資、低勞工保障的政策，使資本家可獲高利潤進而擴大投資。

近現代的社會運動以工人運動為主，六七暴動亦因港英處理工潮不當而引發。當時香港只有兩則勞工法例，一是保障婦女及童工法例，另一是是工傷賠償法例。工人在這樣保障不足情況下生活，心存積憤。六七暴動前夕，英國殖民地部次官懷特夫人（Mrs. Eirene White）向殖民大臣作報告，已指出香港社會上累積了相當不滿的情緒（注四）。她認為在這個統治危機下，港英推出改善勞工權益、增加社會福利等懷柔政策，可解決治標的問題，亦留意以適量的民主制度來治本。可是港英並不理會，繼續為社會矛盾升溫。以下會闡述港英如何為社會矛盾升溫。

1966年1月至11月，香港進口貨值比上年同期增加12.5%，出口貨值增加15.7%，轉口貨值增加19.2%，香港經濟好轉。1960-1961年香港生產總值是560多億港元。可是工人工資卻沒有增長，到了1963年工資雖有所增長，但抵銷不了交通費和房租的增長，工人不能分享經濟成果。港英於1965年開始為社會矛盾加溫，將水費增加一倍，香港房屋協會和舊式徙置大廈加租，連郵費也增加了，種種措施加重了市民生活的負擔（注五）。在這樣的加價潮下，促使市民對港英不滿，心中積怨日多，社會矛盾日趨加劇。

在加價壓力下，工人又面對勞動時間長，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每週工作7天，平均工時比亞洲標準還要長。加上收入低，1966年熟練工人日薪9元，普通工人日薪4至5元，絶大部份工人月薪僅有100元，僅足餬口（注六）。

當時勞動力供應充足，工作崗位嚴重不足，工人害怕失業，但是勞工法例只保障計薪期，英資財團和公共事業工人多是每週發薪，倘若被開除，僱主只須補發一個星期的工資，稱為「保障週」。製造業工人則多是日薪制，工人倘若被解僱，僱主只須提前一天通知或者補發一天工資。工人在缺乏勞工法例保障下，為求職業保障，敢於拼搏，發動工潮。勞資矛盾惡化於1963年已出現苗頭，各業工會因工人入不敷支，紛紛提出加薪要求，僅上半年已損失工作日為4萬個（注七）。

1965年傳來英國進一步實施紡織品輸英限制的消息，社會矛盾雪上加霜。接着美國、加拿大、澳洲和日本也限制香港紡織品入口，嚴重打擊紡織業。寶星紡織廠第一廠因此宣佈結業，400名工人要求原職原薪調用，或加發遣散費，遭到警方鎮壓，發生流血衝突，有17人受傷，2人被拘捕。寶聲工潮工人不是向工會求助，而是向葉錫恩求助（注八）。從此可見社會矛盾是存在的，但尚未到達臨界點，要加上導火線的出現，及如何燃點。這些社會矛盾因素並非中共意志所催生的。

六七暴動的起因從工人罷工開始，1966年時香港有八成工人從事製造業，工會在左派團體中佔有頗大的比重和力量，是時工聯會有會員8萬餘人。但反英抗暴運動中，文化人和學生的參與佔有不小的比重，港督府前的示威更以他們為主，可算是動員了全港各階層參與這一運動。

除了工業有不安定情況出現外，金融方面也出現危機，廣東信託銀行於1965年發生擠提，數日後停業倒閉。政治方面，英籍上層人士貝納祺等組織香港革新會，要求解決貪污問題。港英內部的腐敗，加上經濟問題，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開始浮上面。

左派搞事不利因素

大部份論者只會訴說左派如何搞事的經過，絶少論者闡述左派搞事存在的不利因素。暴動後左派遭港人唾棄，大部份人以偏概全，以為左派一直得不到港人的支持。細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的名單，委員來自各界別，涵蓋面廣泛。於運動中成立鬥委的團體不止來自左派，更有華仁、英皇、聖保羅和庇理羅士等名校（注九），連支持港英、批評反英抗暴運動的《明報》，也成立了鬥委，可見運動初期左派是得到港人的友持。民主派的司徒華於五十年代也曾嚮往加入中共（注十）。

左派雖然得到港人支持，但反對者亦不少，部份更是堅決的反共人士。筆者不在此詳談，只略說一二。

按當時香港人口結構來看，已見不利中共搞事的形勢。早在五十年代香港有大量國內人湧入，每年人口增加了約10餘萬。1962年香港人口有的300餘萬人，大約三分之一是過去12年的新移民，即約有100萬人是從中國大陸解放之後移民到香港的，當中包括東南亞移民，但所佔比例不高（注十一）。這些國內新移民應不是中共政權的堅實支持者，甚至有部份是對中共政權不滿者。再加上尚有反共親國民黨的人存在，估計對中共不滿的市民佔全港人口約15%以上。

這場鬥爭標榜由工人階級領導，工聯會雖有8萬餘會員，它的對頭反共親民黨的港九工團聯合會的會員和屬會比它還多，這情況直到七十年代中才扭轉過來。現在的港九工團聯合會實力已日趨下滑，工聯會實力則蒸蒸日上。

筆者既說中共有支持者，又指有大批反共者，思路看似矛盾，但這是實情。這問題不是非黑即白這樣簡單，維繫其間是中華民族意識。從暴動的過程來看，部份鬥爭者竟跑過去反共的台灣政權裏去，公開表示站在反共立場上，中國人的政治取向就是如此大反覆的，回歸後香港政壇不正是出現了一大群由親英變為親中的政客嗎？左派由得民心走向失民心，港英返而從失民心走向得民心，政治就是充滿矛盾的，毛澤東在《矛盾論》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這問題有深入闡釋，筆者不在此詳談。

反共壓力除了來自以上兩點外，還有來自美國冷戰策略，在香港進行多項文宣反共工作。英國公開支持美國，亦採取反共立場，港英執行英國反共政策，不斷打壓左派，學校內不准談政治，以箝制、分化和統戰手段對待親中人士（注十二）。港英的矛頭不只是針對共產黨，更是針對打擊港人的中華民族意識，所以親國民黨分子亦遭港英用以上手段對付。有關民族問題以下會再談。

左派在這不利情況下，仍能發動反英抗暴運動，如果不是社會矛盾到達臨界點，怎能解釋？另一方面左派在港英的強力打壓下，更走向加強凝聚團結一致，組織更嚴密，這有利於發動暴動，這是港英政策的反作用，也是又一矛盾現象。

天星加價騷動

香港社會積聚的矛盾到達臨界點，導火線終於出現。天星小輪於1966年把頭等票價由兩角加至兩角五分，二等不變，月票由8元加至10元。油麻地小輪和九龍巴士聲言考慮加價，這些行動有如火上加油。

到了4月4日早上11時，青年人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宣佈絕食，抗議天星加價，引來群眾圍觀。

翌日早上，蘇守忠繼續在中環天星碼頭抗議，盧麒等11名男女青年加入。約4時許，警察拘捕蘇守忠，控以阻街罪名，盧麒、盧景石等即前往港督府（今禮賓府）抗議，要求港督戴麟趾釋放蘇守忠。

晚上9 時，盧麒、盧景石等十餘名青年由尖沙咀天星碼頭出發示威遊行，經彌敦道前往旺角，沿途群眾不斷加入，直向石硤尾前進，後來人群發展為五、六百人。

4月6曰晚上10時，九龍再出現遊行，集結的群眾有三、四千人，群眾攻擊街上的汽車、商店櫉窗和警員等。港英宣佈宵禁。

翌日4月7日晚，旺角、油麻地再出現騷動，港英繼續宵禁直至4月9日。騷動中警方出動了5,000人，發射了1,200枚催淚彈、木彈91發、槍彈81發。騷動做成死者1人，傷者19人，毁汽車、巴士124輛，交通設施損失約值17萬港元，位於彌敦道邵氏大廈瑞興百貨公司（今快富街口旺角中心）等9間商店被搶掠，20間商店櫥窗被毁，損失約值50萬港元。被襲擊的還有郵局、水務局、消防局和市政局等政府建築物。騷動中山港英出動英軍到市區鎮壓。最終有逾1,400人被捕。

翌年天星還是在頭等進行加價，市民只能無聲抗議，改搭二等，令天星盈利下滑（注十三）。

港英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肯定這宗騷動是社會矛盾因素所導致，指示威者在經濟上遭挫敗和貧富懸殊，社會環境差，沒有機會接受敎育和技能、面對連串加價等積怨下參加騷動。群眾沒有政治背景，完全是自發抗爭，沒有針對港英權力的行為。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參與群眾主要是15-25歲青少年，因為香港在二戰結束後，太平日子下就出現高生育期，當時不少青少年面臨雙失（失學失業）。這些青少年無所事事，首先成為天星反加價運動的主力，及後的六七暴動的導火現場新蒲崗又見他們的踪影。六七暴動後，港英第一批撥款就是發展青年康樂活動，可見青少年問題的嚴重性。

暴動的主要人物：蘇守忠30歲，任職翻譯員；盧麒18歲，製衣廠文員：盧景石是混血兒，20歲。從職業來看，這數人都是低下階層人士，雖不算是最低下階層人士，而他們都起來造反，足證社會矛盾已到達臨界點，暴動的出現只待燃點導火線和加以擴大。

左派報章在這場騷動中沒有站在抗爭者的一方，反而強調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反對市民以騷亂來滿足政治訴求。運動領導者之一盧麒曾到工聯會要求支援，但不得要領（注十四）。當時的《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亦承認左派刻意在事件中保持中立，避免捲入紛爭（注十五）。這情況與認為中共有心搞事的論調背道而馳，為何如此，未見有論者提出合理的解釋。

從左派的歷史脈絡來看，他們於1952年介入首次社會事務的三一事件後（注十六），遭受重挫，從此不介入社會事務，甚至不派人參加港英的諮詢機構。而工聯會仍堅持保障工人權益的立場，一直有介入勞資糾紛，從未間斷。所以六七暴動前夕的工潮有左派工會介入。

從歷史進程來看，這時國內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是否中共這時未有意在香港搞事？又或者當時左派由溫和派掌權，極左派未上場。時至今日，無人能清楚指出左派中人誰是極左派，誰是溫和派。這問題未能釐清，及極左派如何組織發動這場運動也不清楚，所謂「中共有意在香港搞事」如何能下結論？據現有資料來看，暴動初期，左派對港英的壓迫作出被動反應，大於主動向港英作出主動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