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_一帶一路_中國勞工在印尼的血汗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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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中國勞工在印尼的血汗不歸路
02.11.2021
[德國之聲]




中國在印尼「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企業裡，許多中國工人表示遭到剝削。有人不敢吭聲、有人冒險偷渡、有人客死異鄉家屬卻找不到遺體。德國之聲訪問數名中國工人，他們說，「活著回家」是他們唯一希望。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諸多發展中國家，為當地開啟許多基礎建設的項目。然而，在這些建設背後，卻出現了許多有家回不得的中國勞工。






（德國之聲中文網）自7月28日開始，32歲的張超心底總是迴繞著一個問題：「父親的遺體究竟在哪？」



張超的父親名叫張廣永，來自中國江蘇，他在2019年11月與從事境外勞務派遣及分包的南通京唐勞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唐」）簽署合同後，到江蘇德龍鎳業公司（以下簡稱「德龍」）位於印尼蘇拉威西的「德龍工業園」從事木工工作。



這是一座面積達2,200公頃的工業園區，專門生產鎳鐵與不鏽鋼，是中國在印尼「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發展項目——印尼是世上紅土鎳礦含量最多的國家，而鎳礦則是製造電動車電池的必要原料。該工業區有多個由不同公司合資執行的項目，而張廣永隸屬的PT OSS公司為德龍與廈門象嶼集團合資的德龍工業區二期項目。



2020年時，張超的祖父及母親不幸相繼去世。張廣永曾兩度申請回國奔喪，卻都被公司拒絕。張超稱，父親的護照在抵達印尼時，就被德龍收走了，張廣永最終未能見自己的父親與妻子的最後一面。



今年7月28日，人在江蘇的張超突然收到京唐的通知，告訴他父親因糖尿病併發症搶救無效而過世的噩耗。他向京唐詢問，「遺體在哪裡、存放在哪個殯儀館」，對方卻始終不透露更多訊息。



三個月後，京唐於10月27日又以書面通知張超，寫道：「張廣永在印尼因病去世已兩個多月了......我司一直在墊付屍體保管費用至今，現因印尼警方多次要求火化遺體，而我司並無法律上的義務繼續為你們墊付張廣永昂貴的屍體保管費用。」




京唐公司提供張超的文件，表示公司將不再支付他父親的遺體保管費，並要求家屬20天內抵印尼處理後事。




京唐要求家屬在20天內前往印尼處理後事，並表示逾期公司將按照當地法律規定處理遺體火化的事宜。



這紙公文，對持續為尋找父親遺體奔走的張超而言，宛如晴天霹靂。過去這三個月，他從公安局到政府單位四處尋求幫助，卻始終求助無援。



「要我們20天之內前往印尼處理，但我們要訂航班、辦護照、等綠碼（中國電子通行證），到印尼後還得完成5天隔離，根本無法短時間做到，」張超著急地說，「這等於是在為難我們。」



張超不願意就此讓父親的遺體被火化——他希望透過屍檢，瞭解父親真正死因為何。「說我爸爸糖尿病搶救無效死亡，我根本不相信。」張超說，7月11日時父子倆通過電話，當時他還很正常，而張廣永在出發前也做過體檢，身體也都很健康。他決定自己開始調查。



張超四處向父親的同事打聽，得知張廣永在7月24日因呼吸困難被送往醫院，並在隔天被檢測出新冠肺炎確診。他後來找到父親當初入住的醫院電話，順利聯繫上其主治醫師，才終於得到新冠確診的證明書。



德國之聲多次致電張廣永所屬的京唐公司、並寄發郵件，但至截稿前並未得到任何回應。在確認父親感染新冠肺炎後，張超有了另一個疑惑。他指出，父親的工地執行的是半封閉式的管控，中國工人被禁止離開園區，但當地印尼人則能正常上下班。「因此，我們認為他不是病亡，是工亡。他在工地內工作，被人傳染新冠，怎麼能算病亡？」



張超向京唐指出，父親應是新冠死亡。但對方不承認，要求他把醫院提供的死亡證明拿去給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做公證。聯絡上使館，對方要求他先出示父親的護照，但他的護照卻仍被德龍扣著。



「他們提的都是我辦不到的事情，」張超無奈地說。



張廣永生前不愛拍照，這是他少數有的家庭合照。他以56歲之齡逝世。



走不出的工業園區



生前長達一年半無法回家、逝世他鄉的張廣永，只是眾多滯留在印尼的中國工人中的其中一個不幸案例。根據印尼人力部統計，2020年在印尼的中國工人有35,781名，但多名工人向德國之聲表示，許多人沒有取得正式工作簽證，他們入境時由公司協助取得不能合法工作的旅遊簽，因此在印尼的中國勞工可能比官方統計的還要更多。



長期關注中國勞工的勞權團體指出，這在印尼是普遍現象，位於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向德國之聲表示：「我接觸超過一百個在印尼的中國工人，他們用的都是非法簽證；而光是在德龍，就有約一萬名中國工人。」



根據東南蘇拉威西省政府資料，2021年當地最低薪資為每月約194美元；而張超表示，父親工作一日的所得就有人民幣350元（約55美元）。相當於對公司來說，中國工人工作四天所需的成本，印尼工人可以工作一個月。



即便如此，比起當地勞工，中資企業似乎還是更願意僱用中國勞工。李強指出：「雖然當地勞工薪水較低，但他們可以組織罷工、且因受當地法律保護，享有各種福利。相較之下，中國勞工乍看薪水相對高，但他們的勞動強度可以更大，也較好管控。」



護照遭扣押、沒有合法身份，再加上公司的嚴格管控，許多中國工人就這樣被困在距離首都雅加達近1,800公里的蘇拉威西，就連要踏出工業園區，也需要領導批准的書面字條——據工人所說，公司內部以防堵新冠疫情為由，基本上已經不準工人出去。




同樣在德龍工業園二期項目打工的鄭玉榮（化名）也已經一年多沒有回家了。51歲的他於去年10月在一間外包商的引介下來到德龍鎳業的二期項目工作，他的護照也在入境時就被公司扣押，至今仍拿不回來。



「合同約定的6個月工期已結束5個月了，沒給一份收入，連生活費也沒有，最多就給點飯錢去食堂，」鄭玉榮氣憤地向德國之聲說，「我嘗試拿回護照也試了快半年了，但保安配著槍站在園區裡，最後你連領導辦公室的門都進不了。」



另一名匿名工人則透過文字訊息表示，外包商原本答應要給他每個月2,100美元的薪水，到了印尼後卻變成1,600美元。他說，本想著「一帶一路」項目有保障，最後卻是「被騙了過來」。



10月18日，一名約莫25歲的中國工人被發現在蘇拉威西一處碼頭工地附近死亡。印尼《羅盤報》報導，在現場勘驗的警察表示，從繩結的角度來看，該名工人是上吊輕生而死的。提到這則新聞，鄭玉榮在電話另一端嘆了口氣說：「他也是德龍的工人。這裡面啊，有哭的、有瘋的、有自殺的，什麼人都有——真的是說不出的千辛萬苦。」





印尼人力部統計，2020年有35,781名中國工人在該國工作。但考量到大批並未申請合規工作簽的非法勞工，實際人數恐怕要多上更多。



清零政策下的犧牲者



鄭玉榮並非首次赴印尼打工，在新冠疫情爆發前，他也曾經在印尼工作。他說：「當時很順利，合同上說工期6個月，6個月到了就回國了，沒料到這次會這樣。」



事實上，新冠疫情爆發後，在印尼的中國企業也面臨困境：中國工人不願意來了，而且在印尼失業率因疫情攀升的情況下，當地人也對中國企業僱用自家藍領勞工感到不滿。





有工人形容，中資工業園區的管理如「黑社會」，不僅護照被扣押、薪水打折扣，工人們基本的生活權益也深受影響。




研究中國與印尼關係的華裔印尼學者廖建裕6月曾在新加坡尤索夫伊薩克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的期刊中寫道，人們原先認為來印尼工作的中國人是要補足當地所缺乏的專業技能，卻發現他們大多是在礦場或工業園裡提供勞力的藍領工人，這使得印尼反對黨及工會感到不滿，認為他們搶了當地人的工作。



以德龍公司為例，光是去年他們就曾因為在疫情間引進中國勞工，而在蘇拉威西引發了兩次抗議行動。



「他們現在越是招不到人，就越不想放工人走。他們會強迫你幹活，把剩下的工程做完，」鄭玉榮說，「大部分的人也不敢表達憤怒，否則他（領導）就說你在裡面『蠱惑人心』、『造謠是非』......我不知道他們會對我們做什麼。」



除了護照遭扣押，中國政府疫情下嚴格的回國政策也讓工人們陷入另一場惡夢。



根據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發布的訊息，欲前往中國的旅客需在登機前7天及登機前48小時內在兩家不同的指定機構，各做一次核酸檢測以及血清IgM、IgG抗體檢測，並配合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進行數日的「航前隔離」。以廈門航空為例，旅客需要在登機前7天入住廈航指定的隔離飯店，費用自付。



之後，使館將根據相關規定及檢測結果決定是否發放健康碼。即便順利得到「綠碼」，旅客還需出示任職單位的工作證明、印尼居留許可證等資料。過程中得耗費的大量金錢與時間，都對工人造成極大負擔。



在中國的「清零政策」下，這些海外工人成了無人聞問的一群人，回家的心願一再破碎。鄭玉榮多次向領導提過自己想回國，即便要全額自費都沒關係。然而對方只告訴他：「反正你現在要走也走不了。」



長年旅居印尼、私下向當地中國工人提供諮詢協助的高鵬翔（化名）向德國之聲表示，多數中國工人不懂英語、也不懂印尼語。他們不僅與印尼社會脫節、沒有相關法律意識，根本不曉得如何為自己的權利救濟。



「有人打給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但使館會要求他們自己與公司協商、或者向警方報警......但因為工業園區內就有警察，工人們認為警察跟公司是一夥的，也就不敢報警了，」高鵬翔說。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有些人選擇踏上了最冒險的一條路：偷渡。





為防堵新冠疫情，依照出發國的不同，欲返華的人士可能還需額外在登機前先進行隔離。這使得要從偏遠地區回中國的工人必須支付高額費用，才可能回家。



漫長的回家路



9月18日，馬來西亞警方在柔佛州的海岸逮捕了在5名從印尼非法入境的中國人。來自河南的他們是經由承包商榮成公司招募，於今年3月飛抵蘇拉威西，在德龍公司的三期項目打工。



在得知這則消息後，曾協助5名工人向公司爭取薪水的高鵬翔感到相當震驚。「他們當時其實已經順利跟公司拿回積欠的薪水了，但公司仍舊不還給他們護照。要知道工人的內心其實很脆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又遇到了蛇頭，最終就選擇去偷渡了。」



馬來西亞政府最後並未起訴這些河南工人，且預計把他們遣送回中國，許多工人也因此在觀望這條偷渡馬來西亞的回國路徑是否可行。「我身邊的人都在密切關注他們的新聞，」一名同樣位於蘇拉威西的匿名工人說，「一旦他們成功被遣返，偷渡的人可能又會增加。」



中國「一帶一路」企業對員工的嚴密管控，不僅限於印尼。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來自中國東北的羅一峰（化名）忿忿不平地向德國之聲表示：「領導們都回得去，怎麼我們都回不去？」



羅一峰任職的瑞木鎳鈷公司是巴布亞新幾內亞最大的中資公司之一，是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也是中國企業在境外最大的鎳鈷礦投資項目。根據羅一峰說法，該公司一樣也扣留了工人的護照，許多人即便合同到期了也滯留當地。



「我們這裡大約有600多個中國工人吧。去年一年才回去了幾十個人，」羅一峰說。在中國要求公民只能直飛回國、不得轉機後，要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回中國，就只能先到第三國隔離檢疫才能登機。



「現在從其他地方中轉再回國，可能要花上7萬人民幣（約10,955美元），」他說，「但公司不會理你的，必須自費。」



德國之聲向德龍公司以及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聯繫，但沒有得到回復。德國之聲也多次致電瑞木公司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辦公室，對方也並未接聽。





李強表示，扣押護照是眾多中國海外企業的陋習，早已行之有年。但在疫情導致工人短缺的情況下，剛好成了迫使工人滯留當地的方式。




「胳膊扳不倒大腿」



「當地使館應該負起最大責任。事情很簡單，他們幫這些工人補辦護照不就可以了？」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說。



李強認為，中國政府不是不想改善海外中國工人的情況，而是他們想管卻也管不好。他強調：「中國駐外使館與在地中國企業有很多利益互動，因為他們需要依靠這些企業來增加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



他並指出，當地政府也需負起責任。以印尼的情況而言，印尼人力部知道許多中國工人持有的是旅遊簽而非工作簽，卻還是會直接去到工地上，搭一個棚子，幫工人們延簽。「他們（印尼政府）為了經濟利益，也就放縱這種非法行為了，」李強說。



但對透過無數管道求助，卻仍舊碰壁的德龍工人鄭玉榮來說，他早就在心裡問過無數次「為什麼」，如今已沒有耐心去問責了。「你搞不倒他們的。胳膊能把大腿扳倒嗎？扳不動的。」



在中國，鄭玉榮是一個長年在外打工、經驗豐富的師傅，手下有一幫工人都跟著他一起做事。這次來印尼，他也把十幾名弟兄一同帶了過來，但不僅沒賺到錢，最終連家也回不得。鄭玉榮說，他感到非常愧疚，他必須做些什麼。



「再過幾天，我想我會去雅加達。」鄭玉榮又復誦了一次，像在說服自己：「我會去雅加達，去大使館。我想親自去試試看能否拿回我們的護照。我太難受了，我的弟兄們，我對不住他們。」



在工地上發生的死傷從未有過官方紀錄。然而接洽多名中國工人的高鵬翔表示，過去三個月內，有人從腳手架跌下死亡、也有人操作煉鋼爐時不慎被燒死，可怕的消息在工人群內流竄，加劇了他們的憂慮。



鄭玉榮稱，園區裡的工人「根本不被當作人看」。他自己就曾因為跟領導起了衝突，被對方毆打，造成全身多處骨裂，至今仍舊難以扛起重物。



如今，鄭玉榮已在微信上向女兒交代了後事。他喚女兒做「公主」，要她如果連續一、兩天沒有自己的訊息，記得去報警。



「我實在不知道我之後會發生什麼事，」鄭玉榮悲觀地說。近日，中國疫情再次升溫，海外公民返國的相關政策暫且不見鬆綁，而這些為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出海打拚的工人，卻仍舊找不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