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比丘的故事－美國大學生與越南僧侶的巧遇

Yul

菩提比丘的故事－美國大學生與越南僧侶的巧遇

1965 年八月的第一個星期，我計劃和同學利用暑假開車到加州，去探望一位在舊金山渡暑假的朋友，因為暑期結束後，我就要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學院展開四年的大學生活。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一，我們一早從布魯克林出發，經過一整天的行駛，我們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的朋友家過夜。

這是我第一次到波科諾山西麓，感覺非常興奮。

經過一夜休息，第二天，天氣非常好，一早我就出去散步。穿過安靜的街道，信步而行，來到威斯康辛大學的校園，當我接近校園的林蔭大道時，令人震撼的事情發生了：我的視野右側，一幢石砌建築的門突然打開了，一位身穿橙黃色袍子、東亞人模樣的中年人走了出來，跟著出來的是一位高大的美國男士，他倆邊走邊談。

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佛教僧侶。此前我從未見過和尚，當時美國真正的佛教僧侶，屈指可數。沒想到我幾個月前才剛剛開始了解佛教，從赫爾曼· 赫塞的《悉達多》（台灣書名為《流浪者之歌》，水牛文庫）裡，知道佛教僧侶身穿藏紅色的僧袍，因此我認出這人是一位比丘。當時，我被深深震撼，愕然呆立：這是一個多麼寧靜、沉著的人，他由內而外，散發著智慧、尊貴和莊嚴，我從未在西方人身上看到過這種氣度。他身邊的美國人想必是位教授，表現出恭敬和尊重的態度。我想他可能不是一個普通的和尚，應該是佛教的高僧。僅僅是看他走到對面的路上，我的內心充滿了喜悦和幸福。我覺得自己彷彿是那位古印度婆羅門的青年：當他走在路上遇到苦行者喬達摩的弟子一樣。喬達摩就是那位被稱為「佛（覺者）」的人。

我和他們之間相距約七十碼，我好想走近這位僧人，問他是誰，在做什麼，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但我太害羞了，怕自己會顯得很蠢。我只好站在原地緊緊地注視著他，他們穿過林蔭路，在那裡經行約莫四五分鐘，我則站在原地仔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我覺得自己被送到另一個生命維度，內心激起了深刻的嚮往。我想這時，如果有人用針在我身後扎我，我也不會感覺得到，我深深浸潤在這位僧人的威儀和氣質中。後來他和教授走到另一棟樓前，教授打開了門，他們走了進去並消失在我眼前，我仍然為這次的巧遇而喜悅，但不久我的快樂就被傷感取代了，因為想到我失去了叩開東方智慧之門的機會，我想，此後，這位神奇的僧人和我，會各走各的路，我們的路可能永遠不會再有交集了。

因緣的運作確實神奇、不可思議！

1966年9月，這件事過了一年之後，我在加州克萊蒙特研究所（洛杉磯以東25英里）繼續讀博士。春季學期的時候，學校來了一位越南和尚，還搬到我們學校研究生宿舍的樓下。但是他不像威斯康辛州見到的那位僧人那樣的「寧靜和沉著」，而是「逍遙自在」型，他彈班卓琴，唱越南民歌，抽法國香煙，還會做美味的豬肉和雞肉菜餚（雖然在他們的大乘寺院是要求吃素的），他主修政治學，說話大膽到會讓亨利.基辛格臉紅。出於這些原因，儘管我對佛教很感興趣，但一開始還是與他保持距離。不過，一旦走近他，我就喜歡並接納他作為我的第一個佛教老師。1967年的夏天，我們在研究生宿舍樓住同一個公寓，後來一起搬到校外的一所小房子裡。

1967年11月他告訴我，一位著名的越南高僧正在美國，名字叫明珠法師（Thich  Minh Chau釋明珠）不久將到路易斯安那來。他說明珠法師是萬行大學（Van Hanh University）的校長，在佛學上造詣很深。他在印度那蘭達佛教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對巴利《中部》和漢傳《中阿含經》做過很重要的比較研究。我的和尚朋友邀我同去洛杉磯見明珠法師。

於是，在一個晴朗的深秋早晨，我們拜訪了一戶越南家庭，當明珠法師從他的房間走出來，我看見一位身著橙黃色僧衣的中年僧人，他安詳自若，舉止莊嚴，散發著慈悲和智慧。他看起來真的非常像我兩年前在威斯康辛校園見到的那位僧人。不過我還不敢確定，因為當時我和那位出家人相距約七、八十碼之距，我看不清楚他的五官。所以我決定問清楚。但我必須耐心等待，我的和尚朋友、明珠法師和寄宿家庭在講越南語。當我得到機會時，我問他：「這是您第一次來美國嗎？」他說：「不，幾年前我來過。」我正期待他這樣的回答，然後我問道：「尊者，1965年8 月初您到過威斯康辛大學嗎？」他說：「的確，我當時去拜訪我的朋友，理查德·羅賓遜教授，他在那裡開展佛學研究項目。」我告訴他，那一天我看著他穿過校園。他微笑著說：「那麼，這不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了。」

幾年後，明珠法師再次來到美國（可能是1969），他跟我們在克萊蒙特的住處一起待了幾天。再後來，我計畫赴亞洲受比丘戒並學習佛法，他為我提供了有益的建議，並為我寫了一封美好的介紹信（給權威的亞洲佛教機構），直到我到了康提（Kandy, 錫蘭）仍然隨身帶著這封信。我去錫蘭期間，正是他建議我跟隨諾那波尼迦長老（Thera  Nyanaponika 長老向智尊者）學法，儘管我幾年都沒達成目標。我在錫蘭出家的最初幾年，我偶爾會寫信給明珠法師徵求他的建議，他總是及時而周到地答覆我。

1975 年，南越被共產黨統治後，我與他失去了聯絡。但在準備這次講座的時候，我回顧我們早年的會面，這些記憶變得栩栩如生，我想我應該打聽他的情況。通過 internet 互聯網，我聯繫到一個在澳大利亞的越南網站管理員，通過他得知，明珠長老還住在胡志明市，雖體衰有病但還活著，他的年齡大約90歲了。我給他寫了一封信，並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澳大利亞的越南網管，網管也給明珠長老的越南學生（一位出家人）發了一封信 。

明珠長老，因年老和病痛無法工作之前的幾十年中，明珠長老已把巴利聖典的《四部尼柯耶》譯成了越南文—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於是，這裡出現了驚人的、不可思議的因緣：

1965年8月初的某一天，二十歲的美國大學生，偶遇一位年長他三十歲的越南僧人，這位年輕人後來成為《中部》的共同英譯者（另一位譯者是已故的髻智長老 Thera Nyanamoli）、《相應部》的英譯者，並英譯了《增支部》（《增支部》的英譯於2012年出版）；而那位越南長老將《四部尼柯耶》翻譯成了越南文。美國學生在1965年的時候，並未從事佛教研究，只是剛剛開始了解佛教而已。他無意中遇到和尚，事實上他們並不是面對面的遇到。從客觀因果關係的角度來看，相遇是純粹的巧合。美國青年在城裡散步時，那麼偶然的一個轉彎，遠遠地看到了這位和尚。然後和尚走了，美國青年甚至不知道和尚是誰，和尚並未看到這位美國青年。

是什麼讓我決定那天早上出去散步，並沿著湖濱轉向校園呢？而且恰恰是在那個地點、那個時刻呢？

它真的完全是隨機事件，僅僅是一連串隨機的決定嗎？

如果我們生起這些懷疑，那麼就會問：「導致這種巧合的更大聯繫紐帶是什麼？在同一時間我去加州、長老去威斯康辛？」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和朋友計畫提前兩天離開布魯克林，但是，在最後一刻，車出現故障，使得我們不得不延遲到周一的早上啟程。如果按原定計畫，我可能就錯過了與和尚的相遇。

當我離開校園時，我確信我們不會再相見，我並未有意識地促成一系列與他再次見面的決定，也未作任何故意的設計，使我們再次接觸。而這一次的見面，我們可以面對面的成為佛法的同行者。我選擇了一個研究所，最終使我接觸到另一個越南僧人，並與我成為朋友—但我去念研究所時，甚至不知道這位僧人會來（事實上，我對越南佛教僧侶一無所知）；通過我和他的友誼，我見了兩年前那位留給我深刻印象的出家人—卻不知道這兩個和尚是相識的。

多年後，當我開始著手翻譯巴利聖典時，我雖然知道明珠長老寫過巴利聖典和漢譯《中阿含》的比較研究，但是我不知道他一直將巴利聖典翻譯成越南文。我們的工作都是將其譯成我們各自的母語，我們做的工作幾乎是相同的。

那次威斯康辛大學的巧遇（我從未回到過那裡，可能今生也不會再去），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