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關係沒有外界想像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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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傅高義 :  鄧、習 兩「平」的比較  


      撰文：馬文煒     -     2015-03-14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3522




( 傅高義 寫《鄧小平時代》一書的時候已70歲，花了近10年時間才完成，最初連他的妻子也質疑是否值得，
人生有幾多個10年？ 究竟是什麼令他對鄧小平有如斯強烈興趣? )


鄧小平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人物，有人說他是帶領中國走向世界的偉人，也有人說他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禍首。美國前總統喬治・布殊曾經形容，「中國的巨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鄧小平」；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薄一波曾稱鄧小平作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另一方面，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卻認為，由選擇向反腐敗的人民動手開始，鄧小平已變成「腐敗社會的總設計師」。


事實上，鄧小平一生70多年的政治生涯高潮迭起，有所謂「三落三起」的傳奇，其中的風起雲湧標誌着中國的一整個世紀，又豈是一兩個畫面可以概括？要將這樣的人生寫成傳記，其難度之高可想而知。然而，有一個美國人，不但決定要花10年時間寫這樣一部傳記，更決定要在70歲高齡毅然學習中文，為的就是得到中國的第一手資訊，以寫作這部書。這個美國人就是傅高義教授（Ezra F. Vogel）。


傅高義教授是哈佛大學前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1969年出版第一部中國專著《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Canton Under Communism），此後曾出版多部亞洲研究學術著作，包括1979年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及1989年的《先走一步：改革開放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其中《日本第一》在當時的日本風靡一時，大為暢銷。這些都令他成為國際公認的亞洲通，甚至有人稱他為中國通費正清在哈佛的繼承人。


對鄧小平的興趣始於七十年代


不過，要真正認識亞洲這片大陸，談何容易？先不談亞洲幅員廣闊，面積是美、加的總和近2倍、歐洲的4倍；單是研究中國，外國學者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必然是：國內的史料和資料提供者，如退役老兵、舊幹部等，多半是以中文為溝通媒介，依靠翻譯，很難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傅高義在開始寫作之前，已用了近1年時間重新學習中文，喚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記憶。 他寫《鄧小平時代》一書一共花了近10年時間，最初連他的妻子也質疑是否值得。人生有幾多個10年？究竟是什麼令他對鄧小平有如斯強烈興趣？


「其實最初我只打算用5年去寫這本書。」傅高義笑說。「但我學習得比較慢，閱讀也比較慢，有時我想再次訪問同一個對象，訪問完又再訪問。」對一個認真求證的學者兼一個已屆不踰矩之年的老人家來說，不但要用一種外語，更要用這種語言訪問中共領導人及老幹部，還要閱讀海量的舊文件，需要額外的時間亦不足為奇。「當我開始寫後，我又想讓一些中國的專家朋友看，看他們有否不同意的地方，根據他們的反應再重寫，因為有很多事我實在不知道。」他的認真令人佩服。「我希望寫一本可以留給以後的人看的書，所以我用較多時間去寫。」


鄧小平帶領中國走新道路


1973年5月，傅高義第一次到訪中國，以美國國家科學院（NAS）代表團成員的身份，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見面。「當我到訪北京時，人們都說鄧小平剛回到北京，那時我已對他產生興趣。」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重新回到權力圈內，國內議論紛紛，傅高義當時已認為，這個人將要為中國帶來重大改變。「2000年當我由哈佛再來中國的時候，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讓西方明白中國正轉向一個新的方向，而寫鄧小平能有助他們明白這個改變有多大，以及當中包含什麼、國內的問題、改變的原動力、維持原狀的原因……研究鄧小平可以減少雙方的誤解。」


經過多年研究，在傅高義的眼中鄧小平是一個怎樣的人呢？他這樣說：「鄧小平是一個老練的改革執行者，他知道國家需要什麼，並會學習如何去做，以帶領中國走一條全新的路。」


鄧、習  兩「平」的經歷大不同


上文提到鄧小平有「三落三起」，最後「一起」是在1977年7月，當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他的黨政軍領導職務的時候，從那時開始，鄧小平正式踏上中共的權力頂峰。「那時他有權力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結束文化大革命、結束一個革命的中國，然後將中國放在一條截然不同的路上。」當時鄧小平已經73歲，雖然已屆暮年，但勝在有豐富的經驗。「他有6年在外國生活，5年在法國，1年在蘇聯；有20年的軍事歷練；在1973至1975年間，更與很多外國領袖見過面，經驗相當豐富。」


差不多40年後的今日，站在權力頂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樣希望改革國家，但他跟鄧小平有何不同？「當習近平掌權時，他較年輕，只59歲，沒有到外國，更沒有像鄧小平那樣大起大落的經歷。」不過，習近平的大膽改革卻是近幾屆領導人所少有的。「他嘗試做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大膽的改革，特別是打擊貪腐。」


習近平對外國制度的好奇


傅高義認為，不論鄧小平還是習近平，兩「平」同是帶領中國改變的人。「鄧小平開啟了改革之路，開放中國到國際，向外面的世界學習。他令更多優秀人才能上大學，希望政府官員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且政府內有擇優（merit-based）的升遷機制。」畢竟時代不同，習近平面對的問題也有不同：「現在中國已經比以前更強大、更富有，如何能令國民繼續願意向國家貢獻，以及令他們在國家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當然還有很多要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貪腐，很多人為此感到不滿。」


在國際場合，習近平的外交手腕強硬，他能像鄧一樣向世界學習嗎？傅高義摸摸頸項，思考了一下然後說：「當習近平來到美國的時候，我的朋友見過他。我們都感到意外的是，他問及美國的政治系統，他表示很好奇，想知道是如何構築起來的。我認為他確實有所嘗試，但他實在沒辦法有鄧的經歷，包括在外國的時間。習近平經歷過文革，試過不能上大學，也沒有外地經驗，這令他領導這個更強大的國家的困難更大。」不過，傅高義也補充，習作為一個繼承者強化改革，因中國在參與世界、參與市場上已有一定的基礎方向，比起鄧作為開路者角色的這個層面上，是相對容易的。



強人政治是兩「平」共通點？


毛澤東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說過：「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自中共建政以來，手執兵符被視為真正領導人的特徵。在1977年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被通過，除了國務院副總理職務，鄧小平更重新執掌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中國正式進入鄧小平時代。2010年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會議增補習近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晉身軍委是一個決定性的標誌，在當時不但抹去了外界對習地位不穩的揣測，國際社會更相當肯定習將於2012年11月出任中共總書記、2013年3月出任國家主席。相比前兩屆的江、胡，習近平只用了兩年就已經成功鞏固權力，連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亦表示，相信習是自鄧小平1978年領導中國之後最快掌權的中國領導人。那麼，強人政治是否鄧、習的共通點？


傅高義認為，他們都是自信、能幹的人。「他們相信共產黨、相信領導的重要性，而且是愛國的，一心想令國家富強、社會繁榮。其實所有中國領導人都是這樣，但鄧小平及習近平是想以共產黨作為基礎，令改變成為可能。」鄧小平的強，或許更多背自他豐厚的經歷：「鄧小平有很多優勢，因為他是軍事英雄，在抗日戰爭和內戰期間於軍方做了12年高級將領，也做過10年總書記，這些都是在他在1978年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前的事。」相反，傅高義認為習相對缺少軍隊的支持，會面對更多困難。


力求簡約通俗的語言風格


鄧小平的語言簡約，力求通俗易懂，港人熟悉的「黑貓白貓」論和「摸着石頭過河」便是出自其口。「鄧小平的語言可讓公眾容易明白，在這方面習近平也正在努力，希望用清晰易懂的語言發表講話。」習近平打貪，最廣為人知的口號是「蒼蠅老虎一起打」、「打鐵還需自身硬」，均顯得俚俗，相當親民。


有人將習近平與鄧小平比較，也有人將之與毛澤東相比，不過，語言風格、管治模式或有相似之處，改革時代卻不會容許抱殘守缺、盲走舊路。中國積弱逾一個世紀，要令國家繁榮、人民富足，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所堅持要做的。改革開放超過30年，今日中國是否比以前開放？在今日香港的社會氛圍下，鄧小平承諾過的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還有什麼意義？傅高義將會在下一篇分享他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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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簡介


傅高義（Ezra F. Vogel）（1930－），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學榮休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精通日文與中文。


1958 年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1967 年任哈佛大學教授。


1969 年出版其第一部中國專著《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Canton Under Communism）；二十年後，出版了第二部專著《先走一步：改革開放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被認為是了解中國及其改革開放的重要著作。


1979 年他關於日本經濟崛起的著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作為學術暢銷書產生了很大的國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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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
http://www.farflunginf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extra=page%3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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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

* 反腐「見紅」 習拿鄧家試刀

http://www.worldjournal.com/1539815/article-%E5%8F%8D%E8%85%90%E3%80%8C%E8%A6%8B%E7%B4%85%E3%80%8D-%E7%BF%92%E6%8B%BF%E9%84%A7%E5%AE%B6%E8%A9%A6%E5%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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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

* 毛鄧習，通三統 ── 從習近平操辦的三場冥壽說起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49/select/349sel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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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傅高義  (二）：鄧小平對香港的設想有落差

       撰文：馬文煒   -    2015-03-15

http://www.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3523



對於有批評指部分港人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欠缺基本了解，傅高義不以為然，認為多數人明白其中的概念。 （中大出版社提供）


近年香港風雲變色，先有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後有去年的佔中運動，更有最近的反水貨客運動，圍繞政改、中港矛盾、法治等討論此起彼落。歸根究柢，難免追溯到30多年前——八十年代起，鄧小平恢復中國領導人地位，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而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英方承諾歸還香港主權，而中方承諾一國兩制及五十年不變。其中鄧小平對今日中國和香港發展的關鍵性，是不言而喻的。


歷史對鄧小平的評價，從來都具爭議。有論者認為他是帶領中國走向世界的改革先鋒；也有人認為他獨裁、好大喜功，為中國帶來太多貪污問題。要對鄧小平作出客觀評價不容易，要一個不諳中文、對中國檔案和在地研究無從入手的美國人來評價，更是不容易。然而，一個美國人不畏艱辛，於70歲高齡毅然學習中文，花十年時間寫成《鄧小平時代》一書。這本書在國際間受到廣泛關注，不但入圍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終選名單，更獲全球外交事務領域英文著作的最高獎項——Lion Gelber Prize。這部書的作者——傅高義（Ezra F. Vogel）——對中國和亞洲有特殊的感情。


在上一篇文章〈專訪傅高義：鄧、習兩「平」的比較〉，傅高義教授比較了30年前的鄧小平和今日的習近平，本文將繼續談中國改革開放。



要說中國有法治還太早


由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至今已30多年，十八大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主題，分別是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由鄧到習，傅高義如何評價中國的改革進程？「我認為現在中國需要在法治方面着手，習近平還未講明他確實會如何做到，所以我們是在等待的。」但他認為現階段不宜太早下結論：「習近平仍在執政初期，可以見到他已盡力打貪，並取得一定成果，很多大貪官已被清算。現在黨高層都不敢用房車載子女上學，不敢在豪華飯店宴客、買奢侈品，只怕會被人見到。」


傅高義抬一抬頭，緩緩喝一口中國茶，然後語重心長的道：「但很多事情，例如法治，要評價還是太早了。」一個法治社會，遠遠比單純廉潔意義深遠。「我很多中國學者朋友是擔心的，習近平太嚴格，限制很多自由，包括網絡自由，令人要處處慎言。他們覺得中國若要繁榮起來，一定要更多討論的空間。」傅高義指現階段是困難的，因為習近平正在鞏固自己的權力：「他之後會否更為開放、會否放鬆一點，那很重要。鄧小平最早期也有四項基本原則，有這個範圍內讓你去討論，但不能逾越過界，以後才逐步放寬。習近平似有同一傾向，會說明要尊重共產黨、要尊重中國這個國家，但以後會否有更多討論自由，我們還不知道。」


聽起來，傅高義對中國的未來是抱相當希望的。「但我的很多中國朋友始終是擔憂的，他們不知道，也見不到任何跡象將會有更多自由、變得更開放，我理解中國的情況是挺緊張的，所以我們希望會望見更多改變的信號，但現階段難以判斷。」




傅高義不認為選舉制度是香港最急切要處理的事項，但他認為中央至今未有正面回應香港的情況，並指出強硬手段不是最有智慧的選項。 （亞新社圖片）


鄧小平未能預料今日香港


1984年中英簽署就香港前途問題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鄧的角色可謂舉足輕重。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皆是在那時訂定的，在當時的天空下，自然是一種改革，但觀乎今日香港，這個改革成功嗎？「我相信鄧小平並無預測到今日的情況。當他1992年南巡時，香港人比內地人富有得多，生活水平遠超他們，香港人對世界認識更多，內地人有時要向香港人請教外面的事情。鄧想不到的是中國富起來後，有些富人想搬來香港，令香港過度受壓，包括買入很多物業，以致樓價被推高，最終引來香港人的擔心。」


中港矛盾日益激化，是30年前始料不及的。「他也沒有預計到內地眾多出色的年輕人會想來香港工作，大量南下，所以香港人要找好工作的難度變相增加。香港人擁有的不僅是法治，還有一定的優越感，當內地人帶一個小朋友在街上如廁，自然成為對內地人的一個壞印象。還有普通話與廣東話之間的問題等，這些都說明，香港人被大陸壓得喘不過起來。」


中央可強硬但非最佳選項


傅高義是從這個角度去看香港的：「我認為對香港年輕人來說，重點不在於2017年有的是真普選還是被限制的選舉，而是社會生活，即是從大陸來的各種影響。我認為這是香港最主要的問題，這是我的意見。」他認為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政策是合適的。「問題是正在發酵，但我不認為選舉制度是最急切要處理的事項。我覺得中央至今未有正面回應香港的情況，不錯，他們是可以行一個強硬的政策，但我認為這不是最有智慧的選項。他們可以用另一種方法去處理，一方面要更多表達對港人關心，另一方面要對矛盾底下的社會問題對症下藥。」


1984年，一個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挽回了很多港人的心。但這是否意味着2047年的香港將會取消兩制，轉而實施社會主義？「鄧小平當然不能知道50年後的事，但他可以用一個歷史的、長遠的角度去思考。對美國人來說，一個長遠的計劃是指4年後——下次選舉。對鄧來說，我想50年都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作出承諾的4年後，因為社會議論紛紛，鄧小平又說：「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後是不需要變。」這或許可以顯示到鄧的一些思維。


鄧或料2047年中國追上香港


傅高義說：「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指，當然我們會給港人擔保，不會入侵這個系統50年，並讓大家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做生意，最少50年，可能更長。但更重要的是給一個長遠的時間去作調節。我懷疑，他認為到了那時，大陸已作出很多改變，香港和中國的制度會變得更相似。某程度上我認為這已在發生，並需要現在的北京領導人用新思維去解決、調節兩個制度之間的問題。」從傅高義的角度看，五十年是一個估算，估算兩個制度要多少時間才能靠攏在一起。「事實上我認為那走得比鄧想的快，再過10年，兩個制度的差異就不多了，因此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但他強調，未來始終要想辦法紓緩內地人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這種影響對全世界來說都是明顯的，特別是接近大陸的區域。」


不認同港人對一國兩制欠認識


去年12月中，《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文章，批評部分港人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欠缺基本了解。傅高義不以為然：「那是一個很闊的概念，我認為多數人明白其中的基本概念，問題在於如何處理其中的細節，以及在下一個階段如何順利過渡。」對於有指以習近平之強勢，不可能對香港讓步，他認為不宜太早下結論：「我相信習近平注意到中國正在面對的問題，他想保持穩定。當社會穩定和發展順利，或許他就會變得更開放。但在鞏固權力的初期，這很難的，特別是現在正值打貪之事，很多高官懼怕會被清算，結果令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的過程變得更困難。這些變數對領導高層來說是不穩定因素，上任後需要時間去調節。」


正如傅高義所說，當一個政權打擊貪腐時，上層往往不敢有大動作，在各項事務上傾向保持現狀，從這個角度看，打貪反而成為改革的掣肘。「為了保持人民對黨的支持，習近平知道他要打貪。然而，中國的貪腐不同歐美的貪污，歐美有發展成熟的法律制度，貪污等於違反法律；但中國沒有這種制度，貪污在這裏是指高官們用其權力，透過不公平的途徑，去獲得一些對自己及其家人有利的東西，結果造成廣泛的反對聲音，那中央就要處理。」儘管如此，傅高義相信貪腐難以根除：「習近平的難題是管理貪腐，將它限制在一個範圍，不讓其擴散，這樣可以得到一點支持。」


香港會被放棄的說法荒謬


有經濟學家曾指出，八十年代香港的GDP佔中國的兩成半，今日卻只是約3%，顯示香港的重要性下降，有機會被中央「撇賬」，傅高義如何看？「我不認為這有可能，香港在八十年代確實是很特別、很重要，而今日成為眾多地區之一，角色和力量變弱，並且上海亦變得比以前重要，然而香港始終是個重要的區域重鎮，與世界有特別的連繫，有比中國好的法律制度，大量跨國企業和國企願意投資在這裏，因此，說香港會被放棄是荒謬的。」即使是跟上海比較，傅高義始終認為香港難以被取代：「跨國企業相信健全的法律體制能保護他們，外國人在這個世界城市感到更舒服。」


傅高義於七十之齡寫《鄧小平時代》，寫了足足十年，他不稀罕常人的退休生活，積極於學術研究，令人欽佩。今年他已經85歲，讀者或會以為，傅高義完成了一部巨作，也獲得海內外好評，應該滿足。然而，對知識飢渴的傅高義並未滿足，正在準備撰寫下一部著作。


亞洲通構思中日關係著作


「我很久以前已決定要寫一本關於胡耀邦的書，因為他的歷史很有意思，要明白中國的政治思維，胡耀邦是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可是，這個長久的願望或許又要押後。「但最近有朋友建議我寫一本關於中日關係的書，我很幸運寫過中國的鄧小平，早些年又寫過《日本第一》，在兩地均得到不錯的評價，故此我有兩國的朋友和一些優勢。他們因此覺得我有特別的責任去寫日益惡化的中日關係。所以我會寫的很可能是關於中日關係的書。」


傅高義形容，這會是一本以中國人和日本人為對象的書。「到目前為止，雖然可能最後在其他國家成功，但我寫的書都是為西方讀者而寫的。今次我希望以中國人和日本人為對象，能寫一個可以在兩國通用的客觀解釋。同時我可以寫更多關於兩國的歷史，例如二戰，以及我們從二戰學到什麼，或者能對兩國關係起到幫助。」他認為，歷史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個回顧：「讀者了解相關歷史後，可能中國人會說：『啊！原來日本人是這樣。』日本的人也會說：『啊！原來這是為何中國人對我們在二戰的行為那麼憤怒。』」


無論如何，新作的構思還在早期階段，傅高義笑言：「我不預期會再花十年寫這本書了，可能只是兩、三年。」筆者比較貪心，無論是胡耀邦還是中日關係，兩本都想看。傅高義大笑起來，說：「如果我的健康容許，我希望有一天你能為那兩本書跟我做訪問呢！」新作或許要等兩年，但傅高義眼中的中日形勢，明天就有了，請留意明天本欄內容。

陳永新

https://code.google.com/p/hongxi ... %89%88%EF%BC%89.pdf

鄧小平時代(香港繁体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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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新 發表於 2015-3-21 00:29
https://code.google.com/p/hongxing-yizhi/downloads/detail?name=%E9%84%A7%E5%B0%8F%E5%B9%B3%E6%99%82% ...

Thanks.

wu_peace

* 延伸閱讀：

* 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失魂落魄

    撰文  :  林行止 博士     -     2014-09-17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id=1461556797405106&story_fbid=159672250388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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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一個荒蕪的漁港、悽惶難民的聚居地，香港自內地「解放」（其實是「關門成一統」的鎖國）後不久，兩地關係疏離了三四十年，期間除了依賴內地糧油副食品的穩定供應外，港人營商「搵錢」便得勇闖世界，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國際貿易，在創富路上順心應手「步步高」（這著名粵曲小調恰是《獅子山下》劇集早期用了七年的主題音樂），白手興家「夢想成真」，福地之名亦如影隨形，除了歸功於港人—原居民和新移民—的勤快、靈活，其為自由港、政府對市場「積極不干預」；加上在謀事營商方面有充分的自主自由（Business Independence），與海闊天空的智性自由（IntellectualFreedom），這種過往數千年華人聚居地所未之見的「選擇自由」，正是難能可貴的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


這兩個像香港成功故事靈魂般的核心價值，在主權回歸以後，變了質。如今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香港神情困頓，前路多艱，那不是有人故意加害，而是大家在不知不覺間，墮進了沒有多少轉圜空間的險境。


中國經濟開放，實力冒起（內地術語：「全方位崛起」），港商在「祖國好，香港好」的籠統抽象觀念下，自然會有近水樓台、早着先鞭的進取心理；加上一九八四年六月間「一言而為天下法」的鄧小平接見香港工商界代表團的一席話，令港商信心大振。據當時率團北上「面聖」的香港總商會主席唐驥千的話，鄧小平對訪問團大表歡迎，態度誠懇地說：「我不是要你們香港的錢，來內地投資當然很歡迎，我是要你們做生意的經驗，香港這個方面非常成功，我需要你們這個……。」（見唐師曾、李梅香的《百年毗陵唐氏》頁一三三）港商積極參與內地經建、把香港生產線北移，遂蔚成潮流，其對內地經改起了積極功能，不言而喻。事實上，港商生產線北移是一端，內地漸漸成為舉世最大的新興市場，卻使港商墮入極度依賴、不敢不仰其鼻息，劈開香港業商素具自主性傳統的缺口。中國權力集中，國企、民企，不 管大商家或小商販，都不像開放社會的無拘無束，香港人往內地談生意，耳濡目染，能對政府大官小吏不買賬嗎？能不唯唯諾諾或忌憚三分麼？


過去開拓海外市場，港商同樣會遇上多方困阻，卻不像內地市場問題那般大同小異，亦未致有泰山壓頂動彈不得的無形壓力；跟國內交手，公式化的難題公式化解決，只要書記、市長、大小幹部疏通疏通，搞好關係、走對後門，便事事好辦；若與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交惡或未能投他們之「所好」，便寸步難行。早着先鞭，配合中央 政策，真的是得勢得力者得市場、花花銀子「袋住先」……。


四、我國先賢早有明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港商着眼現實，怎會不聽京官明令暗示，不跟中央路線接軌？換句話說，去內地做生意，自然而然地便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不過，與北京愈接近、對中央作風愈有點認識的港人港商（且不說那些利慾薰心埋沒良心的少數），他們明說為理想跟中央爭持，完全無效（強大的中國不會為香港的一小撮人而改變主意），不論佔中或罷課，都會四面碰 壁，徒勞無功，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該白費心機。又有另一些說得同樣「坦誠」的特區賢達，他們勸誡港人要以「你敬他一丈，他敬你一尺」的態度，如此低聲下氣，也許可能換來一點商討議事的空間，否則只會令北京龍顏不悅（遑論大怒），而出更辣的招式，給這類「不聽教」的港人以「好看」……。諸如此類的苦口婆心，往往會被爭民主的港人罵個狗血淋頭。不過，筆者倒認為勸港人聽從北京之言，未必不是盡安好心的肺腑之言，只是既不中聽更不中用就是了。


專制政府的權威與開放社會的義理對碰，由於意識有別，價值觀與理解都有不同，連說同一個字同一句話的意思亦不相通。香港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力謀一種較為健全的選舉制度，不是堂堂正正（是否符合所謂「國際標準」，且不去說）的一回事嗎？為什麼不能直接公開的請願？要是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不提抗議、罷課，難 道要跪地請罪、赴京求饒？在政治上欲有所為而沒骨頭，是站不起來的，即使站起來，亦不是挺着腰板。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曾以「推銷員」的功架，對京官陪盡笑臉、曲意奉承，為想在政改上「玩鋪勁」做點公關工夫，結果不是換來左一記三部曲變成五部曲啟動政改，右一記押後落實一人一票選舉嗎？


在全方位崛起的中國眼中，香港繼續是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固然妙不可言，下不了金蛋，由於如今中國有的是錢，亦沒什麼大不了。「兩制」是當初起草《基本法》時，呵護肥鵝令牠「好生好養」天天下金蛋的設想，如今香港已是難下金蛋的鵝，「兩制」中有關政改循序漸進之類的說法，港人視之為中方承諾，換成鐵板一塊，照足文字 狹義的解釋，還深入什麼實行起來的真假意義？畢竟「番書仔」都知道：「Promises are meant to be broken!」


五、中國對「兩制」的態度，「今時不同往日」，港人想憑群眾壓力，謀求一個比較開明開放的社會局面（香港原是頗有般公民意識的社會），可惜亦不如想像般順理成章。從近年的國民教育與政改風潮，港人看到北京對香港「公民」不感興趣、不假辭色，因為北京要扶持的是「盲從」的黨友、聽話的「國民」（可惜港人自認中國 人的比例日趨「下行」，看強調有「中國人」此一鼓舞人心字樣的國慶煙花表演後會否回升）。掀開這張底牌後，無論泛民黨派或是有不同看法的政團，均較以前更難有立足之地。因為有錢人害怕得罪建制而不敢、不便予泛民以資助，缺乏商界的「經援」，它們的活動更難推動；黎智英的捐款惹來「周身蟻」，意味港人的隨心 樂助、隨緣捐輸的自由已受到後果可大可小的打壓，更何況商界的政治捐獻，一向講求「回報」，永遠當不了權、入不了局的政界中人，又有誰會對之作出捐款?! 對着「財難」之困，香港的民主路還能走多遠？那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對筆者而言，「一國兩制」的重大意義在於中國雖然是集權的一黨專政國家 （中國憲法明文規定；這是筆者反對任何高喊打倒中共口號的底因），若能夠容得下極度資本主義（與醜陋資本主義只有一薄紙之隔）的香港持續發展，並行不悖，那就好比太極的黑白雙魚，知黑守白、知白守黑的對照，放到政經互濟顯生化之妙，生逢其時，應當感到幸運！怎料眼前情景是黑白混淆，兩儀失正，怎會有不失落甚且不知所措之感！


維持謀事營商的自主性與智性（知識）自由，筆者認為是實行「兩制」的意義所在，可惜無論前者或後者，如今都風雨飄搖、岌岌可危，那是筆者的最大憂慮。要是香港仍有充分的經濟自主和智性自由，香港會出現當前這股對政改強加框架而此間官員會如奉綸音不敢置一否詞的情況嗎？會把「同胞」分成敵我嗎？會把中學生罷課比喻為紅衞兵造反而熱線檢舉罷課學生是愛護學生的顛倒言論嗎？


香港難道只剩下兩種互不理解、不求諒解的完全溝通不來的語言嗎？

wu_peace

* 延伸閱讀：


* 一國兩制  

    撰文 :  摩訶   -  2014-08-22

http://jysnow.pixnet.net/blog/post/41298610-%E4%B8%80%E5%9C%8B%E5%85%A9%E5%88%B6


今天是鄧小平一百一十歲冥誕，許多外電新聞都在談論鄧氏任內最重要的政治意見：一國兩制，並且試圖評價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

「一國兩制」的出現，本來是中共當局想要解決「台灣問題」所設想出來的方案，但後來卻先用在香港，作為主權移交後的政治方針。台灣人自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極為抗拒，學術上對「一國兩制」的研究也很少，還有近半數是研究港澳移交之後的政治情況，與台灣的直接關係不大。然而，我認為仍是有必要去理解「一國兩制」出現的背景，才能試圖理解何以「一國兩制」會變成中共處理「台灣問題」的唯一選項。

「一國兩制」或起源於中共在對美建交後試圖改變對台政策的手段，從較為模糊的呼籲盡快統一，到明確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台灣可以「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甚至在一九八二年，中共元老廖承志曾寫過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這封信在中國，有點年紀的人大概都有印象，因為這封信當時刊在人民日報的頭條，可見中共當時對台的柔軟姿態。然當時蔣經國以「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了，已經是台灣人了」，間接的反駁當時中共以國家民族之言希望統一的說法，因中共所用話術，實是國民黨在台灣長年所操之語，原本因為中共武力相逼，尚能作為文飾，未料中共竟也打出「和平統一」一棋，對國民黨而言，其實非常尷尬，或許如此，才會使蔣經國採用台灣民族主義這步險棋。

雖則「一國兩制」素為台灣人所不喜，但考量當時的政治狀態，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對中共而言，「兩制」並沒有那麼大的落差。當時台灣雖號稱「自由中國」，但仍在戒嚴當中，在言論、政治參與、人身自由等方面，相較於當時剛從文革結束，在政治箝制上出現一段空窗期的中國，其實差異不大。當時兩岸最明顯的差異，實是兩地的生活水平，台灣正在經濟起飛的活絡景氣上，工商業發達，財富迅速累積，反而中國剛離開鎖國狀態，一窮二白，要資要社還拿不定主意。所謂「一國兩制」，在當時的背景，頗像是要依靠台灣的財富來挹注中國，而為了不讓台灣的資金跑掉，就要先宣稱保障台灣的制度不變。所以這個「一國兩制」後來用到香港身上，亦大體循此概念而行。

「一國兩制」在台灣真正走向民主化後，其實已經全不可行。在生活水平上，兩岸早就沒有什麼區別，甚至中國幾個主要都會區還高過台灣。反而在政治上，兩岸的制度分歧已經不可能單用一個「國家」這樣虛無的概念就能統攝。台灣不僅可以選舉首長跟民意代表，一般人更可以直言批評各級政治人物，談論政治人物的任何政策、舉措、私德，甚至個人生活，僅僅是對政治人物有這種談論，在中國都毫無可能，遑論其他。我很難想像實行「一國兩制」後，中共高層要如何面對台灣人狗仔般用放大鏡檢視一言一行，厲聲謾罵、輒以嘲諷的待遇，他們看著馬政府被台灣社會這樣「糟蹋」，不會膽戰心驚嗎？

此外，中共迄今對台灣的民主制度多所貶抑，往往稱台灣的民主為「亂象」。既是「亂象」，為什麼又要用「兩制」去保留呢？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麼無懈可擊，「中國模式」為國際景仰，何以台灣人不屑與之？誠然有台灣人希望台灣重回威權，懷念當年大興政治獄的「安穩」時期，但一直是比重上的少數。中共要如何跟自己國家的國民解釋何以台灣可以「獨立」於中共體制之外？而若中國境內有人希望可以比照台灣實行民主制度，中共又要如何反應？難道台灣人比中國人更適合民主體制？台灣人本質上就與中國人不同嗎？

「一國兩制」一旦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就已經極不適用。中共用這個不適宜的政策當成兩岸關係的緊箍咒，也看出中共實是黔驢技窮。如今中國憑藉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堅持「一國」，這在蔣經國時期，是根本沒有必要的。所以何以中共借香港白皮書去弱化兩制，強調一國，原因或在於此。再去強調「兩制」，遠對台灣，近對香港，都會成為中共的燙手山芋。反而本來從來不用強調的「一國」，成為中共立論的保命符。而這個「一國」，也不再是虛無的主權概念，而是嫁接到「中共中央」的意志，所謂的「一國兩制」，於今毋寧稱之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兩個傀儡制度」。這種保留口號、偷換內涵的方式，是極權國家常用的戲碼。所以說，「一國兩制」早不再是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但可以想見，若鄧小平活到今日，也會很樂見「一國兩制」可以如此「靈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