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当代中国的劫魂运动

marcoss

原連結:http://www.lishi5.com/view/201110/25479.shtml

近来，读书界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好几位年高德劭的长者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著作，影响都溢出了特定的专业范围，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我相信，这是作者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皆属此列；当然，还有本文所拟讨论的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

    《思痛录》，一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的十二万余字的小书，在首版两个月以后，即由原先的八千册增印至二万三千册，这固然未必称得上出版界的奇迹，不过，在日见稀罕的严肃出版物中却仍然是不可多见的。评论界的反映也算是桴鼓相应，就奔波地的我随意浏览所及，书评书介就可以两位数计。遗憾的是，这类文字几乎都是报道书讯、或表示敬意的短篇，极少逾千字者，似乎与《思痛录》本身的丰富意蕴很不相称。我起初颇感迷惑，长於跟在新闻界后面趋风炒作的评论界这次何以浅尝辄止、惜墨如金而竟至於此？管心中萦绕着这个问号，却委实不敢斗胆怀疑时贤的眼力识见。然而，等到静下心来，将这本小书反复再细读几遍后，窃以为，这实在是只有象我这样不知汉魏的愚人才会有的痴问。

    说来很惭愧，我虽然很早就读过韦君宜的《洗礼》等不少作品，但是，当时既然不能欣赏，现在也就无从在记忆中找到任何痕迹了。两三年前，偶然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仅印了二千册，大概也没有什么影响的篇幅更小的《我对年轻人说》，首先书名就不喜欢，其次尤其不喜欢封面上用虚假的绿色印在淡黄底色上的那一段告诫年轻人要珍惜光阴的话，浅薄的我居然在当时觉得其中颇有些倚老卖老的味道。之所以买下它，一来是我从来不愿空手走出书店，二来感觉封面的素描画像尚属不错。但是，《思痛录》却实实在在地触动了我，使我产生出要将感想形之於笔墨的冲动，在提笔时又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我知道，真实历史的斑斑血迹会令文字顿显无力苍白。作为后人，我在前辈笔下展现出来的精神炼狱前惶恐颤栗。

    我恐惧，因为我实在没有信心，说服自己确认，这样的劫魂运动在苦难的中国再也不会重现。如果生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谁敢说一定守得住自己的灵魂，不被卑劣的巫师劫盗？扪心自问，我不敢。

    韦君宜一直以为自己是「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她支撑着病体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乃是因为「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她的忠诚令她坚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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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重一切真诚的信仰。不过，真正的信仰恐怕是不可讨论的。［1 ］而且，这也不是我的兴趣之所在。我关心的乃是《思痛录》揭示的现代中国劫魂运动的历史真实，韦君宜先生及其同代人深受五四影响的坚信个人独立、自主的灵魂被各种精神巫术劫盗的历史进程，他们由震惊、迷茫转而屈服的血泪心路。［2 ］我们所受教育的很大一部分乃是各种各样的所谓「历史」，随著年龄、阅历的增长，我们无奈而又愤懑地发现，历史年代离我们越近，这段历史受到处心积虑歪曲、虚饰、抹杀、篡改的程度越烈。亲历者历经各种运动的磨难和整肃，或胆小怕事噤若寒蝉，或心灰意懒堕入虚无，大多或不敢、或不愿、或不屑、或不忍，用曾经扭曲折断、或依然刚强挺立的脊梁作笔，以鲜血或泪水当墨，替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抱著把一切留给历史留给后人评说的倔强念头，全然不顾未必是巧妇的后人，徒然望着销骨化髓的历史坩锅束手无策，对档案守护者兼毁灭者兼窜改者伸出来索要证据的沾满杀人血、灭史墨的罪恶之手，愤然无言。时代离我们越近，公私材料越少，我不知道，这是否算素有历史王国之号的中国的特色？正由於此，管《思痛录》的文笔虽然未必高妙精致，却具有动人心魂的力量：因为它揭示了历史真实。

    身为富家娇女的韦君宜坦言，她之「当共产党」，不是因为家里穷，想反对豪富，甚至也非对共产主义有所了解，而是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多少中国的有志青年都由此走向了共产主义，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当时的大学教授每每有「最好的学生都是共产党」之类的感叹，比如陈寅恪。韦君宜也提到，一九八二年，一个去美国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她，一位知名美籍华人科学家说：「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这里面或许有那位科学家的自谦，但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今天看来，问题是，抗日和投奔共产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充分的联？换句话说，是否不加入共产党就不能抗日？虽然仍然在遮遮掩掩，历史的面纱毕竟已经开始揭开了。

    我始终无法忘记一件往事。很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几乎不看电影，《台儿庄》（或《血战台儿庄》）则是一个例外。整部片子主体上都是在描写国民党所属各路部队与日寇拼死血战，共产党当然也出现了，但是，似乎只有一个转送有关情报的镜头。当电影播放到一群国民党官兵高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涉水顶着枪林弹雨前赴后继向日寇冲锋时，黑暗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北大学子忽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持续时间之长只有在此后不久另一个我不愿提及的悲壮场合再度出现过。当张自忠将军被日寇击中，当王铭章将军在滕县不守之际饮弹自尽，恢复寂静的大礼堂隐隐响起了仿佛从深海浮现出来的抽泣声。我想，学子们之所以有这些发自内心的举动，绝非因为他们爱国民党，甚至也不仅因为他们为抗日英雄的英魂所感动，而是因为，他们骤然遭遇到前所不知的历史场景，第一次看到青天白日旗和白地红日膏药旗血与火的对峙，顷刻之间他们仅凭常识就断定，他们看到了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实。我不知道，这部片子、这些镜头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是否会占有一席地位，但是，我相信，从此以后，已经早就被我们全盘接受的抗战史教育彻底动摇了。虽然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事，不过，我们的疑虑则理所当然地蔓延到与此相关的整段历史。我以及我的同学们不再轻信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团结的力量才是独一无二的抗日力量，中间力量永远只有畏缩彷惶首鼠两端，国民党则永远要么和日寇拉拉扯扯，要么在背后搞磨擦打冷枪。我们开始怀疑，以前听说的那些诸如「要感谢皇军」、「几分对日，几分对顽，几分保存自己」之类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谰言，是否一定就是空穴来风？当然，由於至今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档案材料，更不知道是否人间还有这样的材料，我只有缺疑依然。我自己一头钻进图书馆，完全出於求知的渴望，研究起与自己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抗战史和国共战史来了。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也说：「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不大，……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那么，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更加彰显了出来。当时的年轻学子为何没有走向别的更有影响、更为强大的抗日力量呢？《思痛录》第二、三页间寥寥近千字和我们这个问题关极巨，也就是说，反映出了当时「我们的民族的精英」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最终走向苏联、中国式共产主义的选择背景。这段文字表面上看还有模糊矛盾令人迷惑之处，因而也就更加值得梳理。当时「真正震动全国人民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年轻学子们一半身子在各种学潮和左倾文学影响之中，一半身子在课堂教室之中。共产党虽然影响不大，但是公开高举「必须抗日」的大旗，占领了民族道义的制高岭，掌握了构成道德形态的信仰所必须的当下道德资源。［3 ］在其他未必公开的层面上，学潮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和引导，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更为奇妙的倒是，毛泽东所说「文化新军」统领的左倾文学，竟然也成了「惟一的抗日之路」。这里面或者说背后也有共产党的影子，管鲁迅是否给抵达陕北的红军发过「致敬电」至今还有待证实，管在是否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党的意见远没有象后来那样得到作家们（虽然肯定不是全部，但起码有一些应该是知道党的意见的）的一致同意，然而，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於热血沸腾的抗日青年而言，左倾文学的浪漫激情、牺牲情怀更是浃肌沦髓。［4 ］党的影响与之相互激荡。何况「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文学乃是将学子们一半在社会、一半在课堂的身子联起来的精神纽带。左倾文学与作家一方面引导着年轻学子对社会的理解，而受到引导的对社会的了解又反过来推动坚定了对左倾文学的信奉。

    国民党政府虽然也一直致力於控制教育，但是，在这方面的观念既不同，投入的精力也相对有限，其成功的程度是断然无法与后来者相提论的。国民党赖以控制教育，乃至编辑审定教科书的知识分子，大多留学欧美。留学美国如胡适者无论矣，即使留学德国如傅斯年也难免受到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柏林大学宪章」中大学独立的影响。教育还是有相当独立性的。韦君宜就是「因中学的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学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季羡林先生也曾为要求抗日而请愿卧轨，推溯其源，也是在济南读高中时受到了胡也频、董秋芳等左翼作家的影响。［5 ］上面讲的或许可以未必恰当地称之为共产党之「道」及其特定时势下的形态，然而，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与之相关的「术」，而这正是出於各种有意或无奈的原因被学界忽略的。共产党不管在正面军事战场的胜败如何，一直绝不放松对甚至不在自己军事力量所及范围之内的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施加基层化、人事化的影响乃至控制。即使在正面战场暂时失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甚至将一部分力量转入地下从事此项工作。当然，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就更无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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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本身历史一样悠久的传统，是将思想、精神、意识形态影响予以组织化落实的关键，也是受到影响的知识青年络绎不绝投奔具体革命队伍的保障。在此，略举两例为证。第一个例子的主人公是在大陆渐被遗忘、在台湾声誉卓著的一代史学宗师沈刚伯先生，他才应该是中国学者中研习埃及学的第一人，其师乃鼎鼎大名的佩特利爵士（Sir Flanders Petrie）。［6］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杜正胜院士〈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沈夫人曾祥和教授忆述，沈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武汉政府由共产党接管后，因拒绝加入共产党，官费遂遭取消，「苦撑数月，无以为继，靠友人接济乃得返国。」［7 ］逯耀东教授〈「量才适性」的沈刚伯先生〉，也记有此事，还提供了一定的细节。沈先生考取湖北官费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不久，有一「何某」从巴黎来到伦敦，劝沈加入共产党，若加入，则不仅可以负担沈先生去埃及从佩特利爵士考古的一切费用，还可以回国做官；若不入，则断官费。［8 ］第二个例子则要感谢杜正胜院士和王森教授影印了劳贞一先生致傅斯年先生的一封信，以亲身经历谈到陕西政情，其时离「西安事变」不远：「北大之陕西同学十九皆共党也，现在陕西中小学教员及军事政治工作人员亦多为共党所包办，甚至在陕，如非共党，欲谋一小学教员而不得。历年表面虽风平浪静，然根深蒂固。」［9 ］这两例之时间都在共产党早期，其后更可不论。

    国民党则相反，由於对日和谈，压制学生运动，早就将当初革命时的道德力量丧失殆尽。忙於开出各种条件，与各地军阀谈判，威胁利诱，或使其易帜，或促其输诚，急於结束北洋政府以来各自为政的离析局面，热衷於达成表面上的所谓大一统，却没有能力和威望支配控制各方力量。於是，人天共愤的诸如成立「冀察政委会」这样的丑事竟然也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的发生了。更不必说相对而言远离权力中心的教育、宣传、出版领域了。在这些领域倘若无能全面控制，却还要拼命控制的话，其效果必定和试图控制者的愿望背道而驰。韦君宜下面两段话见於同一页，看似矛盾，实则正揭露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力不从心的真相。「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相隔不过几行：「从读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就要打进中国来了，报上也天天登。」这里的两处「报纸」当然不仅是历时的不同，而且也是公时的不同。明乎此，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国民党对自以为非要害、边缘部门的控制倘若不是一盘散沙，至少也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当然不是对国民党表示惋惜，只是说出历史事实而已，因为，我们如果生在当时，一定也会和韦君宜先生等前辈站在一起。共产党则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下，都绝不会放松在这些与人的精神直接相关的领域的控制和努力，与左联的关即可为证，其效用有目共睹。更不必说，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对「一二・九」运动「字不许提」。后果必然是「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

    在民族主义情绪笼罩中国整部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政党如果胆大妄为或愚蠢不堪到忽视民众的爱国心，轻视、压制、甚至以暴力镇压从内心深处认定自己拥有为民请命的天赋权力的年轻学子和知识份子，而不是取尊重疏导的态度和行动的话，那么，无论这个政府、这个政党声称出於什么样的现实考虑，具有什么样的宏伟战略，拥有什么样的远大理想，它至少在「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和他们所属於的、所代表的人民的眼里已经不再有合法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垮掉了。不仅如此，「爱国」这两个字在近现代中国的地位是如此崇高［10］，充满着道德的涵义，「爱国」与否就是道德与否的判词，「爱国」几乎就是道德的同义词。国民党政府在学生、知识份子、人民的心里，早已成了道德审判台上定了罪的被告。因此，虽然以后的国民党的确投入了抗战，国民党的将士们在国内外与日寇搏杀疆场，但是，作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在对他们已然绝望的人们心中，再也抹不去赎罪的色彩，弥补不了道德上的欠缺了。「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国民党已经输了。这当然不是说历史就没有再给过它机会，而是颓相早显，回天已晚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彻底分裂了，作为一个求同存的整体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选择不同的政见、方针、道路、乃至政府或政党，而是必须要按照己方的标准在道德和不道德间做出截然判明的抉择。当然，历史地、客观地观之，很多人在作出选择时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就是将自己进行道德归类。如果，我们认为「精英」二字在褒义的外衣下主要还是中性的，那么，其时大多数「精英」，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主流「精英」确实还是出於各种各样的考虑，选择了国民党及其政府。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令人景仰的道德，被当时的敌对阵营后来的胜利者，及其影响、指导、控制下的民众折损、贬抑、化约乃至等同於他们所属或所接近的阵营的道德，即国民党的道德，亦即当时就差不多被认定后来更日益明确的不道德。而在中国，人必须是有道德的，否则，自然是禽兽不如。

    战友和敌人之分不再是不同的人群之分，而是人兽之分。敌人之变成战友有如兽变人一般不可能，至多就是义犬之类的义兽，中国人饿极了，或穷极了，或不高兴了，甚至为了死撑面子，也照宰照吃不误；反之，战友之变敌人却有如人之变兽，因了人兽差距几希的古训，倒是随时可能。敌我之别等於人兽之分的意识在本世纪的中国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两股信仰不同道德的力量就此泾渭分明，势不两立。我相信，中国的现代史在这一刻已然定型：不管出於什么样的需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到怎样程度，这两种都自以为乃唯一之是的道德阵营或者说是他们的头目达成何种妥协，最终必然刀枪血火相向。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战场，而不是谈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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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条被劫走了灵魂的无辜生命或被蒙蔽、或被强迫、或自愿，被押上了用人血涂漆的巨大赌桌，只因为卑劣的、最不道德的大睹徒都宣称手中握有道德的王牌！

    共产党的成功就在於以左翼文学为既深又广的引水渠，以爱国激情和抗日情绪为既高又厚的堤岸，在自己大败不久处於明显弱势，缺乏引力的困难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相反而又相成的「推」力，将数以万计年轻的「我们的民族的精英」源源不断地汲引到共产主义的道德高地上的水库之中，上面插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党掌控着水库的闸门，一旦将之打开，这股滔滔洪流（我在后面还会提及，这将不仅是一股水流）最终必将所向无敌地冲垮国民党占据的「道德」洼地外强中乾的堤坝，无情地淹没寄身其中的一切生灵，彻底涤荡旧世界。

    当然，「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参差不齐，未必符合共产党随时变动的要求。韦君宜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思痛录》告诉我们：「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著共产党。」我们由上文就可以看到，这绝对不仅是在行动层面紧跟一条政治路线，而是「人的价值的实现」。韦君宜先生及其同代人在当时自然不会意识到，这种「必须」、「只有」、「唯一」，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的化约主义心态，会在不久以后给他们个人的精神和肉体、所属的集体和事业带来多么巨大、多么惨痛的损害。我们没有回到过去的时光隧道，无法拥有相同的体验，也就更不可能完全了解韦君宜当时的心神活动。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将那一代人放在五四以降更长的历史时段之中，将他们的一元化取向、激进态度、视自己认定的道德为唯一判准、追求意义的获得、渴望价值的实现，放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怀疑精神和「新宗教」、个人主义和群体意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两歧框架之中，置於「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导致各种危机的心理大背景之下，或许能够有助於我们同情地理解可敬可悲的前辈们。这个问题当然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张灏院士出的研究成果。［11］於是，这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韦君宜不仅放了留美的机会，放了对「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的喜好，放了「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的「思辨的快乐」，更在决心入党之后，「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了。」因为她「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宣这乃是自己「崇拜的主义」和信仰。这种信仰正是蒂里希所讲的「进步兼乌托邦式」（ progressive-utopian）「道德形态」的信仰。［12］这种形态的信仰自然极易吸引中国的知识份子，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深蒂固的「儒家的世俗特质」又为同属「人文主义信仰的道德形态」的「同样世俗化的共产主义」推波助澜。［13］然而，既然是信仰，那就「不是一个人生活中的某个特殊活动或特殊功能，因为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结合为整体的信仰行为。」［14］信仰的确是一种「出神」（ ecstatic）之举，［15］因此，不仅知识可以全然抛，而且，用韦君宜的话来说「一切都可以牺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倘若高悬虚无飘渺的宏伟理想，对当下的个体生命、家庭生活、经济健康、美感品味、正义人道轻率鲁莽地了不珍惜、轻言牺牲，将人类生存各个层面充作结果犹在未定之天的实验室，其结局如何，我们都已知晓，又何忍再言。［16］「我们的民族的精英」毕竟成长浸淫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之中，永远无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挖开不可逾越的沟堑。在他们看来，现实是理想的不完美，理想则是现实的完美。又怎么听得进、怎么能够理会诸如此类的告诫：「出神意指超越自我，信仰不代表放自我。 ……信仰的所有元素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捐了自我中心，以终极关怀来承冒最大的风险，当自己发现信仰非终极关怀，甚至与之毫不相关或截然对立时，他就再找不回自我，生命的意义终将全盘崩溃，注定要以久经摧残的瘦弱双肩承担「存在的失望」（existential disappointment）。［17］

    我们的主人公满怀「做一个学识浅薄的战斗者」的真诚愿望，丝毫没有意识到即使只想保留小小的「浅薄」，也与牺牲包括生命在内一切的不可相容，带著爱人为党牺牲的「个人不幸」，怀著「游子还家」的感觉，一相情愿地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刚到的时候，似乎一切如愿：「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可是，不久，其实应该说是同时，用毛泽东后来的名言来说「情况在起变化」。比如，「南开英才」毛菊就「不是像过去那样，到处去联人，」而是说：「这里把我们当小孩子，只问我们在哪里念过书，想不想抗日，不问你过去干过什么」。」（其实，这句话可谓大错特错，见下文。）「学生头」何礼：「我们在晋西北，从未有人想到过我们学的那化学工业之类专业有什么用。」（这就更是天真之极了。）［18］他们不知道，管他们不是「他们」，而且大部分人都有「我们」组织关的介绍，但是，真正的「我们」未将自以为属於「我们」的他们当作「我们」。道理很简单，共产党大败后不久，对白区组织的破坏情况照理会作出比较严重的估计，更何况红区向来就看不上白区的「同志」。类似的理由当然有许多，而且都可在环境特殊、艰苦、危险等借口下找到遁辞。但是，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韦君宜自己在「解放初期」说的，老解放区的知识份子「长年受歧视」。不用说，刚到延安时，他们只不过是刚从白区来的知识青年，毫无革命的老资格。他们参加的那些学生运动虽然也随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在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腰里家伙是热的」老子们眼里，纯粹属於小儿科。苏联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们已然吃瘪，红军中原有的知识份子正在拼命洗刷身上所剩无几的书卷气，以变成或曰进步成老粗为荣。他们身上被人认为，或确实带有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学校的气息（韦君宜之认为绥德师范那些所谓的女特务「土里土气」，在「老子」们看来，就是铁证），当然就是整风运动的天然对象。或者说，整风运动整的就是他们，目的就是要他们交出到延安前生命中的一切，缴上自己的灵魂。